關于出版、數字出版與版權的幾個問題
日期：2017-01-13 21:48:35 / 人氣： 0次 / 來源：未知
第一個問題，關于出版與數字出版的概念
★版權的控制權實際上就是文化的控制權，控制了版權就控制了文化，控制了出版的版權就控制了出版，甚至控制版權后也可以選擇出版或不出版。所以，版權無論在傳統出版或是數字出版都是極為重要的，是本原性的東西。
★如果不能集約或控制某一領域中最具代表性且有相當比重的作品版權，在互聯網環境下，以傳統出版的方式投送數量有限的作品，而面對數百萬個網站，這樣去做數字出版，無疑像在海里撒鹽一般。
出版的概念包括三個方面，一個是編輯，一個是復制，一個是發行或者發行和傳播。編輯加工不是出版的必要條件，也有一些內容不經過編輯加工，也可以進行出版。發行和傳播是出版的目的，雖然歸納在出版領域之內，但自身含義已經超越了出版。出版的核心內容是進行復制，把一個作品復制成多個，這是出版的本質。
數字出版的概念有很多。百度關于數字出版的定義是——數字出版是人類文化的數字化傳承，它是建立在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網絡技術、流媒體技術、存儲技術、顯示技術等高新技術基礎上，融合并超越了傳統出版內容而發展起來的新興出版產業。還有一種業內較為普遍的定義是——數字出版以標記語言為基礎，以全媒體為顯示形式，以鏈接搜索功能和個性化定制功能為特征的知識組織和生產方式。雖然不同的數字化出版形態的出版模式各不相同，載體與傳播渠道也可能不同，甚至內容格式差別很大，但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即出版物的內容是數字化的，所有形式的內容都以計算機可識別和處理的二進制，就是0和1進行編碼。無論終端介質是什么，只要介質是數字化的，并以二進制方式處理，這種出版物就一定是數字出版物。這個概念的核心是內容信息以二進制方式進行處理的就是數字出版，如果這個概念的邏輯成立，就推翻了前面關于出版的定義，并可以推出這樣的概念，即以雕版、活字版或激光照排制版，通過紙張和油墨，以手工或印刷機上復制出有內容的出版物就是出版，或者就是傳統出版。這個定義是以技術和生產的流程給出版下定義，沒有抓住事物的本質，這與前面所說出版就是把一份作品變成多份可閱讀的出版物不同，雖然雕版、活字版等技術流程也不同，但是它們都沒有改變把一份內容變成多份內容的特征。
2009年6月，在維也納舉行的第十七屆國際數字出版會議上，澳大利亞的學者提交了由澳大利亞政府基金支持的一個課題項目——“出版在發展：數字出版的潛能”，其中對數字出版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數字出版是依靠互聯網，并以之為傳播渠道的出版形式。其生產的數字信息內容，建立在全球平臺之上，通過建立數字化數據庫來達到在未來重復使用的目的。這個定義有幾個內涵：第一，它是通過互聯網進行傳播的；第二，它生產的數字信息建立在全球平臺之上，通過互聯網全球平臺共用；第三，通過一個數字化的數據庫來達到在互聯網環境下對作品重復使用的目的。這個概念核心是“重復使用”。互聯網環境下對作品進行重復使用和把一份紙質的東西變成多份，通過多份變成多人閱讀，其本質上也是一致的。我比較贊成用這種概念來描述數字出版。
概括來說，出版和數字出版的概念在本質上的共同點，就是把一份內容變成多份內容，在網絡環境下就是把一個人閱讀通過互聯網變成多人閱讀——即重復閱讀。
第二個問題，版權在出版和數字出版中的意義
無論是傳統意義上的出版還是數字出版，我們都稱其為內容產業。內容產業的概念實際上涵蓋了文化、廣電和新聞出版，它通過對內容（一般表現為各類作品）的復制、傳播而實現其產業發展。從一般意義上來講，任何一個出版單位或者出版企業，都不直接創作作品，而是通過版權制度，遵循市場經濟原則，根據供求關系，通過購買的方式獲得作品的版權，從而獲得對作品進行復制、加工、傳播的控制權。版權的控制權實際上就是文化的控制權，控制了版權就控制了文化，控制了出版的版權就控制了出版，甚至控制版權后也可以選擇出版或不出版。所以，版權無論在傳統出版或是數字出版都是極為重要的，是本原性的東西。脫離了各類作品，出版就是無米之炊，脫離了對各類作品版權的擁有和控制，就談不上出版產業。出版單位一般不創作作品，不天然擁有版權，但是它們需要擁有版權和控制版權，需要選擇版權。版權在數字出版和傳統出版中，都是具有戰略性、資源性意義的，脫離了版權，就不要去談數字出版，也不要去談出版。
第三個問題，版權在出版與數字出版中的實現方式
《伯爾尼公約》中的“文學藝術作品”一詞包括文學、科學和藝術領域內的一切成果，不論其表現形式或方式如何。需要注意的是，版權不保護思想，保護的是表達出來的東西，即作品。這個定義中有兩個概念非常重要，一個是它所界定的作品范圍是文學、科學和藝術領域，范圍非常之寬；一個是表現形式或方式，在腦子中構不成作品。作品需要表現出來，無論表現形式或方式如何。著作權領域的表現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它包括文字、聲音、形象等不同方式的表現。舞蹈是通過形象表現的，音樂是通過聲音表現的，圖書是通過文字表現的。表現方式雖不同，但都在《伯爾尼公約》界定的“作品”范疇之中。
以前，有些人一直認為版權是由出版單位天然擁有的，實際上這是一個比較幼稚的想法。從版權制度產生來看，版權的確是從出版催生出來的，但它卻是創作者、作者的權利。在公元15世紀左右，歐洲開始出現對出版商利益的保護，在中國宋代也出現了版權禁令（南宋時期刻印的《東都事略》一書的牌記：“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復版”），但這只能被看做是版權的萌芽，還不是本來意義的版權。現代版權制度的建立，就是把權利從出版者的身上回歸到創作者的身上，其標志是1709年《安娜法典》的頒布。版權包括了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人身權利作為作者的權利，無論在什么環境下，都是不容改變的，它包括發表權（可以發表也可以不發表）、署名權（可以署真名也可以署筆名）、修改權（作者可以修改，編輯也可以修改，但是不能違背作者意愿）。財產權中權重最大并與出版和數字出版關聯度最高的是復制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復制權是作者一項非常重要的財產權利，一般來說，作者和出版社簽約主要是就復制權進行簽約，這個權利一般也被稱為出版權，或者稱為專有出版權。網絡的出現，使作者產生了一項新的權利——信息網絡傳播權。在互聯網上，大量信息內容在網絡空間里傳送，這些信息包括了文字、聲音和圖像三種形式，而這三種形式恰恰都是受版權控制的。對于在網絡上傳送的這三種形式的內容，如果不賦予作者相應的權利，情況就會變成——出版圖書需要獲得作者的授權，但是在網絡環境下不需要獲得作者授權，這從邏輯上和法律上都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作者在傳統出版領域享有的版權延伸到網絡領域是一個必然。有人提出，可不可以把信息網絡傳播權并入復制權（出版權），由出版者一并行使？這從法理到實踐來看都是行不通的，因為復制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是作者可以單獨行使的兩種權利。隨著網絡的發展，有可能作品先在網絡上傳播，再出紙介質出版物，如果網絡傳播商提出把出版權并入信息網絡傳播權可以嗎？同樣不可以。但是，出版商、網絡傳播商都可以通過契約方式，從作者那里同時拿到這兩種權利。
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的共同點——即它們的目標都是為了滿足人們對文化的需求，實現傳播。出版只有實現規模性的復制，或者叫規模性的使用，才能形成產業，網絡環境下的規模就體現為重復使用的次數，所以說產業的基礎和規模是相關的，和廣泛傳播也是相關的，這一點無論在現實社會里還是在互聯網環境下，其本質都應該是一致的。
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不同點是什么呢？傳統出版需要獲得復制權，數字出版需要獲得信息網絡傳播權。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不同。一個是在真實的社會里，一個是在虛擬的空間里。傳統出版的生產方式，需要出版商印書成冊，然后通過不同區域的批發商、零售商或電子商務等環節才能到讀者手中；數字出版的生產方式，需要把大型的信息數據庫建立在一個平臺上，通過網絡進行傳送，它可以使許許多多的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獲取任何一部數字作品。數字出版要求版權的集約化程度高。在傳統出版領域，一些較小的出版單位一年可以只出幾十種、幾百種書，這在全世界范圍內都很普遍，但在數字出版領域，這就遠遠不夠。如果不能集約或控制某一領域中最具代表性且有相當比重的作品版權，在互聯網環境下，以傳統出版的方式投送數量有限的作品，而面對數百萬個網站，這樣去做數字出版，無疑像在海里撒鹽一般。近年來，我們一些出版單位在數字出版上投了不少錢，也花了不少精力，但效果卻不大，版權集約不夠可能是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第四個問題，從版權的角度看我國內容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第一，對版權的認識不夠。現在很多文化單位回避版權，不知道在所有文化產品當中，天然的已經有了版權的因素在里面，甚至有的搞文化產業，卻不了解版權。
第二，定位不清楚。我們講實現出版的轉型，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傳播者的位置上來考慮問題。在傳統出版里面，作為出版者，是要通過復制、發行來進行傳播，通過傳播獲得效益；在數字出版領域，傳播需通過網絡內容提供商和網絡運營商兩個層面。它既需要有大的運營商，也需要有大的內容提供商。現在，大的運營商已經有了，比如聯通、移動、電信，而大的內容提供商還沒出現。
第三，內容提供商規模不大，優質版權資源不夠集中。內容提供商需要把一定數量的版權集約起來，過于窄小分散，只能淹沒在浩瀚的網絡之中，產生不了效益。
第四，數字出版平臺的紛紛建立具有一定盲目性。目前，數字平臺紛紛涌現，其好處是大家都很重視數字出版，都建平臺，都投入那么多人在做，都在進行實踐和探索，不好的地方是，大家對數字環境下內容投送的性質和方式不清楚。有人認為全世界數字出版有幾家就夠了，聽起來好像有些極端，但道出了網絡環境下作品傳播的特點與規律。如我國的視頻網站，前幾年大大小小的視頻網站數百家，現在越來越少，只有十幾家了，2012年土豆和優酷又合并。視頻網站的數量雖然少了，但它們能控制的作品版權數量卻更大了，并且形成了更大的傳播能力和效益。今后，視頻網站預計還將有進一步的整合，這是符合數字出版規律的。整合是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版權集約是數字出版得以實現的前提。
第五個問題，推動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幾個建議
第一，要深刻理解版權，要整合版權資源，集約版權。出版人要轉型成為網絡環境下的內容提供商，一定要形成和運營商的對等談判能力，或者和大平臺的對等談判能力。
第二，可以進行一些聯合，這種聯合應該是在資本控制下進行資源整合，整合版權資源，整合人才資源，整合我們的特定作品市場資源。
第三，國家在數字出版過程中，要對企業進行規劃指導、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現在，國家對文化的投入很多，但真正投入到對資源控制上的不多，對文化資源的控制不夠。如果我們從文化產業發展和文化安全的角度來看，國家控制了相當數量的文化資源，對我們唱響網上、網下主旋律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根據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2012年12月在中國傳媒大學編輯出版研究中心碩博士學術講座上的發言整理，發表時有刪改）
★版權的控制權實際上就是文化的控制權，控制了版權就控制了文化，控制了出版的版權就控制了出版，甚至控制版權后也可以選擇出版或不出版。所以，版權無論在傳統出版或是數字出版都是極為重要的，是本原性的東西。
★如果不能集約或控制某一領域中最具代表性且有相當比重的作品版權，在互聯網環境下，以傳統出版的方式投送數量有限的作品，而面對數百萬個網站，這樣去做數字出版，無疑像在海里撒鹽一般。
出版的概念包括三個方面，一個是編輯，一個是復制，一個是發行或者發行和傳播。編輯加工不是出版的必要條件，也有一些內容不經過編輯加工，也可以進行出版。發行和傳播是出版的目的，雖然歸納在出版領域之內，但自身含義已經超越了出版。出版的核心內容是進行復制，把一個作品復制成多個，這是出版的本質。
數字出版的概念有很多。百度關于數字出版的定義是——數字出版是人類文化的數字化傳承，它是建立在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網絡技術、流媒體技術、存儲技術、顯示技術等高新技術基礎上，融合并超越了傳統出版內容而發展起來的新興出版產業。還有一種業內較為普遍的定義是——數字出版以標記語言為基礎，以全媒體為顯示形式，以鏈接搜索功能和個性化定制功能為特征的知識組織和生產方式。雖然不同的數字化出版形態的出版模式各不相同，載體與傳播渠道也可能不同，甚至內容格式差別很大，但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即出版物的內容是數字化的，所有形式的內容都以計算機可識別和處理的二進制，就是0和1進行編碼。無論終端介質是什么，只要介質是數字化的，并以二進制方式處理，這種出版物就一定是數字出版物。這個概念的核心是內容信息以二進制方式進行處理的就是數字出版，如果這個概念的邏輯成立，就推翻了前面關于出版的定義，并可以推出這樣的概念，即以雕版、活字版或激光照排制版，通過紙張和油墨，以手工或印刷機上復制出有內容的出版物就是出版，或者就是傳統出版。這個定義是以技術和生產的流程給出版下定義，沒有抓住事物的本質，這與前面所說出版就是把一份作品變成多份可閱讀的出版物不同，雖然雕版、活字版等技術流程也不同，但是它們都沒有改變把一份內容變成多份內容的特征。
2009年6月，在維也納舉行的第十七屆國際數字出版會議上，澳大利亞的學者提交了由澳大利亞政府基金支持的一個課題項目——“出版在發展：數字出版的潛能”，其中對數字出版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數字出版是依靠互聯網，并以之為傳播渠道的出版形式。其生產的數字信息內容，建立在全球平臺之上，通過建立數字化數據庫來達到在未來重復使用的目的。這個定義有幾個內涵：第一，它是通過互聯網進行傳播的；第二，它生產的數字信息建立在全球平臺之上，通過互聯網全球平臺共用；第三，通過一個數字化的數據庫來達到在互聯網環境下對作品重復使用的目的。這個概念核心是“重復使用”。互聯網環境下對作品進行重復使用和把一份紙質的東西變成多份，通過多份變成多人閱讀，其本質上也是一致的。我比較贊成用這種概念來描述數字出版。
概括來說，出版和數字出版的概念在本質上的共同點，就是把一份內容變成多份內容，在網絡環境下就是把一個人閱讀通過互聯網變成多人閱讀——即重復閱讀。
第二個問題，版權在出版和數字出版中的意義
無論是傳統意義上的出版還是數字出版，我們都稱其為內容產業。內容產業的概念實際上涵蓋了文化、廣電和新聞出版，它通過對內容（一般表現為各類作品）的復制、傳播而實現其產業發展。從一般意義上來講，任何一個出版單位或者出版企業，都不直接創作作品，而是通過版權制度，遵循市場經濟原則，根據供求關系，通過購買的方式獲得作品的版權，從而獲得對作品進行復制、加工、傳播的控制權。版權的控制權實際上就是文化的控制權，控制了版權就控制了文化，控制了出版的版權就控制了出版，甚至控制版權后也可以選擇出版或不出版。所以，版權無論在傳統出版或是數字出版都是極為重要的，是本原性的東西。脫離了各類作品，出版就是無米之炊，脫離了對各類作品版權的擁有和控制，就談不上出版產業。出版單位一般不創作作品，不天然擁有版權，但是它們需要擁有版權和控制版權，需要選擇版權。版權在數字出版和傳統出版中，都是具有戰略性、資源性意義的，脫離了版權，就不要去談數字出版，也不要去談出版。
第三個問題，版權在出版與數字出版中的實現方式
《伯爾尼公約》中的“文學藝術作品”一詞包括文學、科學和藝術領域內的一切成果，不論其表現形式或方式如何。需要注意的是，版權不保護思想，保護的是表達出來的東西，即作品。這個定義中有兩個概念非常重要，一個是它所界定的作品范圍是文學、科學和藝術領域，范圍非常之寬；一個是表現形式或方式，在腦子中構不成作品。作品需要表現出來，無論表現形式或方式如何。著作權領域的表現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它包括文字、聲音、形象等不同方式的表現。舞蹈是通過形象表現的，音樂是通過聲音表現的，圖書是通過文字表現的。表現方式雖不同，但都在《伯爾尼公約》界定的“作品”范疇之中。
以前，有些人一直認為版權是由出版單位天然擁有的，實際上這是一個比較幼稚的想法。從版權制度產生來看，版權的確是從出版催生出來的，但它卻是創作者、作者的權利。在公元15世紀左右，歐洲開始出現對出版商利益的保護，在中國宋代也出現了版權禁令（南宋時期刻印的《東都事略》一書的牌記：“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復版”），但這只能被看做是版權的萌芽，還不是本來意義的版權。現代版權制度的建立，就是把權利從出版者的身上回歸到創作者的身上，其標志是1709年《安娜法典》的頒布。版權包括了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人身權利作為作者的權利，無論在什么環境下，都是不容改變的，它包括發表權（可以發表也可以不發表）、署名權（可以署真名也可以署筆名）、修改權（作者可以修改，編輯也可以修改，但是不能違背作者意愿）。財產權中權重最大并與出版和數字出版關聯度最高的是復制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復制權是作者一項非常重要的財產權利，一般來說，作者和出版社簽約主要是就復制權進行簽約，這個權利一般也被稱為出版權，或者稱為專有出版權。網絡的出現，使作者產生了一項新的權利——信息網絡傳播權。在互聯網上，大量信息內容在網絡空間里傳送，這些信息包括了文字、聲音和圖像三種形式，而這三種形式恰恰都是受版權控制的。對于在網絡上傳送的這三種形式的內容，如果不賦予作者相應的權利，情況就會變成——出版圖書需要獲得作者的授權，但是在網絡環境下不需要獲得作者授權，這從邏輯上和法律上都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作者在傳統出版領域享有的版權延伸到網絡領域是一個必然。有人提出，可不可以把信息網絡傳播權并入復制權（出版權），由出版者一并行使？這從法理到實踐來看都是行不通的，因為復制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是作者可以單獨行使的兩種權利。隨著網絡的發展，有可能作品先在網絡上傳播，再出紙介質出版物，如果網絡傳播商提出把出版權并入信息網絡傳播權可以嗎？同樣不可以。但是，出版商、網絡傳播商都可以通過契約方式，從作者那里同時拿到這兩種權利。
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的共同點——即它們的目標都是為了滿足人們對文化的需求，實現傳播。出版只有實現規模性的復制，或者叫規模性的使用，才能形成產業，網絡環境下的規模就體現為重復使用的次數，所以說產業的基礎和規模是相關的，和廣泛傳播也是相關的，這一點無論在現實社會里還是在互聯網環境下，其本質都應該是一致的。
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不同點是什么呢？傳統出版需要獲得復制權，數字出版需要獲得信息網絡傳播權。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不同。一個是在真實的社會里，一個是在虛擬的空間里。傳統出版的生產方式，需要出版商印書成冊，然后通過不同區域的批發商、零售商或電子商務等環節才能到讀者手中；數字出版的生產方式，需要把大型的信息數據庫建立在一個平臺上，通過網絡進行傳送，它可以使許許多多的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獲取任何一部數字作品。數字出版要求版權的集約化程度高。在傳統出版領域，一些較小的出版單位一年可以只出幾十種、幾百種書，這在全世界范圍內都很普遍，但在數字出版領域，這就遠遠不夠。如果不能集約或控制某一領域中最具代表性且有相當比重的作品版權，在互聯網環境下，以傳統出版的方式投送數量有限的作品，而面對數百萬個網站，這樣去做數字出版，無疑像在海里撒鹽一般。近年來，我們一些出版單位在數字出版上投了不少錢，也花了不少精力，但效果卻不大，版權集約不夠可能是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第四個問題，從版權的角度看我國內容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第一，對版權的認識不夠。現在很多文化單位回避版權，不知道在所有文化產品當中，天然的已經有了版權的因素在里面，甚至有的搞文化產業，卻不了解版權。
第二，定位不清楚。我們講實現出版的轉型，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傳播者的位置上來考慮問題。在傳統出版里面，作為出版者，是要通過復制、發行來進行傳播，通過傳播獲得效益；在數字出版領域，傳播需通過網絡內容提供商和網絡運營商兩個層面。它既需要有大的運營商，也需要有大的內容提供商。現在，大的運營商已經有了，比如聯通、移動、電信，而大的內容提供商還沒出現。
第三，內容提供商規模不大，優質版權資源不夠集中。內容提供商需要把一定數量的版權集約起來，過于窄小分散，只能淹沒在浩瀚的網絡之中，產生不了效益。
第四，數字出版平臺的紛紛建立具有一定盲目性。目前，數字平臺紛紛涌現，其好處是大家都很重視數字出版，都建平臺，都投入那么多人在做，都在進行實踐和探索，不好的地方是，大家對數字環境下內容投送的性質和方式不清楚。有人認為全世界數字出版有幾家就夠了，聽起來好像有些極端，但道出了網絡環境下作品傳播的特點與規律。如我國的視頻網站，前幾年大大小小的視頻網站數百家，現在越來越少，只有十幾家了，2012年土豆和優酷又合并。視頻網站的數量雖然少了，但它們能控制的作品版權數量卻更大了，并且形成了更大的傳播能力和效益。今后，視頻網站預計還將有進一步的整合，這是符合數字出版規律的。整合是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版權集約是數字出版得以實現的前提。
第五個問題，推動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幾個建議
第一，要深刻理解版權，要整合版權資源，集約版權。出版人要轉型成為網絡環境下的內容提供商，一定要形成和運營商的對等談判能力，或者和大平臺的對等談判能力。
第二，可以進行一些聯合，這種聯合應該是在資本控制下進行資源整合，整合版權資源，整合人才資源，整合我們的特定作品市場資源。
第三，國家在數字出版過程中，要對企業進行規劃指導、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現在，國家對文化的投入很多，但真正投入到對資源控制上的不多，對文化資源的控制不夠。如果我們從文化產業發展和文化安全的角度來看，國家控制了相當數量的文化資源，對我們唱響網上、網下主旋律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根據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2012年12月在中國傳媒大學編輯出版研究中心碩博士學術講座上的發言整理，發表時有刪改）